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我向考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硕士课程的2,259名同学、专业学位课程的347名同学以及博士课程的918名同学表示由衷的祝贺！我谨代表列席典礼的理事、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京都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欢迎大家入学。并向一直以来支持你们的家人和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祝贺！
今天大家迈出了新的一步，将开始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京都大学设有多个学术领域的科系，除了18个研究生院研究科以外，还有30多所附设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支援大家的学习。同时，为了找出现代社会课题的解决方案，掌握实践性知识和技能，还开设了5个领导研究生院课程，和3个卓越研究生院课程。
那么，大家即将进入的研究生院是怎样一个地方呢？文部科学省规定“我国研究生院是基于下述基本方针的课程制度，即具备一定的教育目标、学习年限和教育课程，面向学生提供有体系的教育的场所（教育课程），并对修完相关教育课程的学生授予特定学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育课程”。附带说一下，现在我国拥有学位的人数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是少之又少。据2021年度统计，日本人口每100万人中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仅有590名，这仅是英国、德国、美国的约10％到20％。博士学位获得者也一样，日本仅停留于欧美主要国家的1／3左右。这背后当然存在着历史背景的差异，但至少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尚未达到让学位获得者超出学术领域，在社会的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状态。这一点也明显体现在政界及官界、产业界、媒体和NPO法人等学术界以外的各界，这些领域拥有学位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欧美主要国家。目前，包括政府、产业界以及大学在内的整个社会都在开展积极讨论，目的是改善我国的这种现状，创造让更多获得学位的人材能广泛在社会各界大显身手的平台。十分期待今后将推出更为积极有力的对策。
接下来，各位同学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进入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的学位研究，届时应该经常听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个词。据说这样的分类是在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当时作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提交给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题为《科学―无尽的边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布什在报告中写到应该把公共资金投入到大学专注于研究（research）的基础科学，而对旨在企业产品开发（development）的应用科学则不应该投入公共资金。应该面向大学的基础性科学研究投入充足的公共资金，这一方针也被深刻体现到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当中。因此，美国的大学在雄厚研究资金的支撑下开展了最尖端的基础研究，从而在质和量两方面引领了全球的科学与技术发展。
但是，近年来科技的飞跃发展和急剧的全球化，让我感到这种传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二元论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天，研究中的新发现和新突破的信息会在转瞬间传遍世界，并在全球对促进社会创新的研发产生影响。当今，科学技术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如何使其迅速并有效地带动社会转型备受关注。
其中之一就是最近迅速普及的初创和创投企业。举例来说，这是一种让大家亲手把在研究生院的研究中获取的知识成果直接转化成社会价值的尝试。与主要为了创出经济利润的一般性创投不同，初创和创投企业的根基中蕴含着通过在社会中应用自身的学术和科研成果，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明确意愿。尤其是胸怀坚定的决心，希望凭借自身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当前社会与人类面临的课题做出贡献的创投被称为影响力初创企业（impact startup）。近年，我校也在大力开展初创活动，已经成立了近300家初创和创投企业。特别是依托独创性研究成果的全面技术创新，有助于解决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健康福祉等现代社会面对的重要课题、并增进人类健康的深度科技初创企业（deep tech startup）作为一大特点，极其引人注目。
即使冒风险也要从一无所有去开创新的事业，这种精神或行动能力也被称为创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我国也逐渐受到瞩目，但其中需要有不同于学术研究的素养和行动力。欧盟（EU）把创业家精神作为“对于所有人来说的一项重要能力，能够促进个人成长、提升积极的市民性、社会参与及雇佣机会”，很早以前就把它定位为教育的重要举措。另外，历任了美国科学振兴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和美国教育评议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等要职的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约瑟夫・E・奥恩（Joseph E. Aoun）校长也强调“传授创业家精神，尤其是社会性创业家精神，对于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也应该作为大学的优先事项”。伴随着大学设立的初创和创投企业不断活跃，培养创业家精神的教育的必要性也在日益提升，作为我校研究生院共通及横向教育的一环，我们也准备了创业家精神培养课程。当然，把凝聚着大家心血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可见的价值回报给社会的方法还有很多其他形式。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大家希望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人类的生活和健康做出贡献的心愿应该得到尊重，相信这样能够将大家的学术研究引向新的高度。
近年，所谓“能力主义的时代”或“精英管理（meritocracy）的时代”的呼声高涨，认为个人应该按照其对社会的贡献程度而得到评价和相应待遇。这里必须重视的一点就是机会均等。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剩下就全凭个人能力了，美国社会有一句口号是“You can do it, if you try”。相反，最近也听到了对极端能力主义敲响的警钟。哈佛大学的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指出，“能力主义的专制”（The Tyranny of Merit）当前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着过度的差距。能力主义的专制经常会带来成功者的傲慢，主张说“你没有成功，是因为努力不够”。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说服力，看起来似乎符合主张从进化论角度来看，在特定的群体内利己的个体更有利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自然选择学说。相反，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并荣获过普利策奖的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博士分析了蚂蚁和蜂等采取的自我牺牲的行为，根据这种社会性昆虫的利他的行为，阐述了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社会性发展。如果顺其自然选择，一个群体中“利己的”个体就变得有利，相反，在“群体vs群体”的竞争中拥有更多“利他的”个体的群体就越有利，达尔文将其称为群体选择。威尔逊博士认为分工和合作等“利他性”特质在进化过程中得到传承，即人类的真社会性（eusociality）这一特性的进化，可以通过达尔文的群体选择学说得以说明。
抵制在“能力主义专制”背景下社会性差距不断扩大的风潮，认为集团中的个人利他性增长将有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理念或许将带动桑德尔教授所说的“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做贡献”。
接下来，大家将在我校的研究生院开始各个学术领域的最尖端研究。我们的社会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位的研究成果只有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才能赢得评价，衷心希望大家在脑海中铭记这一点，作为真正的精英而加倍努力，以此结束我的致辞。
今天，由衷地祝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