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学年研究生院秋季入学典礼 致辞(2020年10月3日)

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令和2年度大学院秋季入学式式辞

   今天,我谨向考入京都大学就读硕士课程的63名同学、博士课程的105名同学、以及专业硕士学位课程的6名同学表示祝贺!我与所有教职员工一道欢迎大家入学,并向一直以来支持你们的家长及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祝贺!

   今天,大家为了进一步攀登学术高峰而向各自的学术领域迈出了新的一步。京都大学设有各种学术领域的本科院系和研究生院,10个本科院系、18家研究科、13家附属研究所、17家教育研究设施将为大家的学习提供支持。硕士课程要求大家参加授课,通过实习和实地调查,在本科学到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更高端的知识和技术,锤炼作为学者的能力。博士课程以撰写论文为主,因此,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与先期研究的比较讨论等缺一不可。而且,为了解答当代社会的课题,还设有以学习 实践性知识和技术为目的的5个博士课程教育领导课程、以及2个卓越研究生院课程。

   在新冠病毒传染病大流行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来自外国的新生不能随意入境的情况下,本学年的研究生院秋季入学典礼式不得不采用在线直播的方式。我很遗憾不能向身处此种境况的新生们面对面致以贺词,但我仍希望今天能通过web视频将我的祝贺送给大家。

   在各种各样的学术领域中,同学们将从今天开始迈出通向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博士课程及专业硕士学位课程的新研究生活的第一步。首先,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本校的历史。京都大学作为日本第2家帝国大学创建于1897年。19世纪以前欧洲的大学是专门培养神职人员、法律专家、医生等专职人员的机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创建的帝国大学的目的也是在现代化政策下教育并培养各领域中的实干型专家。

   但是,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因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快速扩大了。随之而来的是,应将曾委托私立学术机构的研究纳入大学职能的趋势日益高涨。尤其是在新兴的德国,所谓的洪堡原则诞生了,即以柏林大学为中心,思考研究和教育合一并通过研究进行教育的方式。它提出了独立于国家的“学术自由”,是旨在让研究人员和学生在自主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真理和知识的大学理念。

   在这种大学结构转型中,作为第2家帝国大学创建的京都大学立刻决定选择该德国式研究型大学模式。差不多在相同的时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作为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在美国成立了。从那时至今,京都大学一直在“自由之学风”之下将“通过研究进行教育”作为格言。可以说,本校作为日本第一家研究型大学启程了。

   话说回来,研究原本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和对未知的求知欲。但是,由于科学及作为其应用的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统一的科学技术,因此,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快速扩大并变得多种多样。

   想必大家最近经常会听到“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这些词。现如今,人们还经常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等背景下讨论公共研究援助。最初,两者的划分是曾在1945年时指导过美国科学政策的总统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写给哈利·杜鲁门总统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里首次提出的。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到,应将科学分为专注于研究的基础科学和以产品开发方面的应用为目的的科学,大学是专注于基础研究的机构,应向其投入公共资金,但不应向从事应用研究的企业投入公共资金。

   从如今日本校企合作的辩论角度来看或许有些令人惊讶,但这种观点其实也强烈地体现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中。这被认为是战后美国在质和量方面带动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当然,如此简单的基础与应用的两分法在今天是不太现实的。基于纯粹求知欲的基础研究成果立马就发展为划时代应用研究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我自己也曾在免疫研究的前沿有过类似的经历。希望大家今后能以自由和多方面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而不是拘泥于这种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或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类的狭隘领域。

   我还想继续讨论一下科学或者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的关系。顾名思义,现代社会正在面临着全球规模的大量困难而又紧迫的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大规模自然灾害、核反应堆处理及传染病的全球传播等被认为已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快速全球化而变得日益突出。

   如今已然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也是其中之一。去年年底爆发于中国某座城市的新冠病毒在眨眼之间传播至世界各地,已导致全球3000万人感染,死亡人数也超过了100万人。从爆发开始,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就基于以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疫苗开发、临床研究为首的各种专业展开研究,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积累了有关该传染病的大量的科学事实。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一定可以为战胜此次大流行做出巨大贡献。

 但是,若说到这些科学成果能否立即为决定针对大流行的对策提供快速而统一的指针,就没有那么乐观了。虽然这种传染病一视同仁地侵袭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但其应对措施却因各地的历史、文化、宗教、经济体制及生活方式等而大相径庭。即使是基于科学数据的防疫对策模式,能否发挥有效性也取决于社会体系和人们的意识。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问知识必须发挥作用。

   即便科学成果今后进一步飞跃发展,这种情况恐怕也不会改变。20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的科学哲学家杰罗姆·拉维茨(Jerome Ravetz)曾指出存在“可以基于科学提出问题却无法基于科学做出解答的领域”,并将其表达为“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这里的常规科学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普通科学,在这个原因—结果明确的领域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决策起着直接作用。而后常规科学领域是一个事态极其复杂、不确定性高,且决策中涉及到大量利弊(Stakes)的领域。拉维茨说,利用基于大数据和超高速运算的AI都未必能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因此,他将后常规科学称作“安全、健康、环境及伦理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plus ethics)”。

   我认为此次的大流行恰好处于这种后常规科学的领域,是思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界可以以何种程度、以及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社会课题的应对和决策的重要机会。

   虽然话题有点严肃,但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因此,原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我自己就在研究的世界里浸淫了40多年,尽情享受着研究的乐趣。而同学们即将要在一个必须思考科学可以以何种程度以及以何种形式参与重要社会决策的新时代里开启你们的研究生活。我由衷希望大家未来在京都大学尽情享受研究生活的同时能思考这些事情,并以此来结束我的致辞。

   最后,再次祝贺大家。

令和2年度大学院秋季入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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