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我向考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硕士课程的2,383名同学、专业学位课程的313名同学以及博士课程的955名同学表示由衷的祝贺！我谨代表列席典礼的理事、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京都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欢迎大家入学。并向一直以来支持你们的家人和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祝贺！
从今天起，大家将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硕士或博士课程迈出深入求知的新的一步。京都大学设有多个学术领域的科系，除了18个研究生院研究科以外，还有30多所附设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支援大家的学习。同时，为了应对现代社会课题，还开设了旨在掌握实践性知识和技能的5个领导研究生院课程和3个卓越研究生院课程。
那么，大家入学的研究生院是怎样一个地方呢？这里是面向已从四年制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研究生，以通过每一个人的自主研究项目取得特定学位为条件而设立的高度专业化教育课程。最早创立这种“授予学位的教育课程”的研究生院是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据说因为当时还设有丰厚的奖学金制度，因此顶尖学生云集，是竞争率极高的难关。20世纪以后，这一研究生院课程迅速在全美大学中普及，完成学业获得学位的人数也激增。这些毕业生作为优秀且聪明（best and brightest）的精英，不仅在学术界，同时在政界官场和地方政府、产业、传媒、教育乃至非政府组织（NGO）和智库等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发挥出领导作用，被称作是美国迅猛发展的推动力。
相比之下，尽管我国在二战后切实提升了四年制大学的升学率，目前已经超过了50％，但研究生院的入学率却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根据日本公益社团法人的科学技术国际交流中心的报告（《教育与科技创新的现状》），2020年度，我国每千人的研究生入学人数仅为0.95人，远远低于法国的5.44人、英国的5.33人、德国的3.88人、美国的2.15人，是OECD成员国中最低的水平，博士课程也是同样的状况。即使考虑到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从全球来看，我国的研究生院升学率之低相当明显，直接体现出我国的学位持有者总数大幅少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这一事实。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而学位持有者数量的停滞不前甚至减少，都被视为阻碍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一大隐患。
因此，近年来不仅是大学，包括政府及产业界在内的全社会都在推进各种举措，旨在增加升入研究生院的人数。我校也在研究生院教育支援机构的支持下，除了奖学金等生活支援，还提供多种教育课程和充实的实习机会，用以培养能够顺应多样化社会需求的可迁移技能。并且，文部科学省最近也开始大幅扩充助学金，产业界也设立了各种学位持有者的优惠制度，并逐步完善让这些人才能够充分发挥才干的环境。近期的这些动向都体现出社会对接受了最高端教育的学位持有者所寄予的厚望，各位同学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启在研究生院的全新教育研究生活，力争取得学位。
大学的学术和科学研究通过何种方式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我认为其方式会因学术领域不同而千差万别。我们经常听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一用语最初受到关注是在二战刚结束的美国，源于应该由谁负担作为公共政策所需的学术和科研资金的讨论。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5年提出了应该把公共研究资金投入到纯粹促进科学发展的研究，即基础研究，而不是用于企业等为了产品开发而开展的应用科学的原则。
现在，基础研究通常被描述为出于研究人员自身的兴趣和求知欲来开展的研究，常常被拿来与旨在达成特定目的的研发或治疗预防人类疾病的临床研究等进行对比。但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领域，按照功能去划分学术研究既非易事，也未必有意义。
加州大学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写下这样有趣的内容：
“其实，许多发明都是人类好奇心的产物，并非出于制造什么特定东西的目的。如何应用发明是在发明出来之后才去思考的。……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并非“需要是发明之母”，而是“发明是需要之母”。
例如，即使像汽车这样看似用途明确的发明，在实际应用之前也花了很长时间。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August Otto)发明内燃机是在1866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对其进行改良后做出摩托车是在1885年，再后来制造出运货的卡车是在1896年。也就是说，“发明创造出需求”的过程花费了30年时间。
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进步究竟能带来怎样真正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应该说也许是接下来的课题。从科学突破转化为有用的社会价值成果之路绝非坦途，往往是由众多研究人员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日积月累而成的。
我认为，对于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研究的自主性。人们常说日本人的协同性很强，但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协同性强绝非美德。荷兰的历史学家鲁特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他所写的《人类希望的历史》（原作名《Humankind:A Hopeful History》）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趣事。
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教授围绕看似很专业又有意义的定义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瞎编乱造的课。教授所讲的“辩证法的不可解释性”和“新解构的理性主义”等术语的说明也都是用电脑随机生成出来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可是学生们却全神贯注地听他信口开河，直到最后，既没有人笑出来，也没有人表现出不理解。这就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所说的“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现象。因为同伴们都很认真地听，自己无法理解就会误以为是自身有问题。虽然像这个实验中显示的从众跟风可能并无大碍，但如果发生在政治或经济领域，则可能造成很悲惨的结果。
布雷格曼曾经说过“信任往往是在某人敢于逆流而上时产生的”，或许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一样，突破似乎往往出自对广泛接受的观点和概念的质疑。独立自主的研究需要的也许是即使有时要逆流而上，但也必须抱有“敢于怀疑的意识”（will to doubt）。我认为京都大学作为悠久的学术研究传统一直珍视至今的独创性和开拓者精神的根基中，正蕴含着这一“敢于怀疑的意愿。”
归根结底，无论哪个领域的学术研究都起步于个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是充满乐趣的挑战。正是这份喜悦最终成为学术研究的驱动力，而且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我自己投身于学术研究的世界也有将近半个世纪了，也经历过很多苦恼和艰辛，但如今回首往事，可以说那些艰难困苦也都是一种享受。
在致辞的最后，衷心祝愿各位同学今后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的课程中尽情享受研究生活的乐趣。
今天衷心祝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