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京都大学即将颁发2,144个硕士学位、156个（专业）硕士学位、140个（专业）法务博士学位、以及616个博士学位，恭喜这些同学。
被授予学位的同学当中还有508名留学生。迄今为止获得京都大学硕士学位的累计人数是9万7295名，（专业）硕士学位是3,025名，（专业）法务博士学位是3,195名，博士学位是5万334名。我与作为列席成员的理事、相关的部门领导、课程协调员及京都大学的所有教职员工都向学位获得者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同学们都已完成了各自的研究生课程，即将作为京都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拥有者迈向更高端的研究世界或毕业步入现实社会。那么，大家可知道在日本有多少像同学们这样的学位拥有者呢？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的《科学技术指标2025》显示，2022年度日本每百万人中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为602人。这一数字远低于英国的6,057人、美国的2,649人、德国的2,430人，甚至比中国的655人还少。此外，日本每百万人中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只有123人，与英国的355人、韩国的342人、德国的314人、美国的286人等相比，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无需赘言，这无非是因为我国的研究生院入学人数增长率明显低于其他已加入OECD的发达国家。对于一直以来标榜“科技立国”的我国而言，这无疑是一大忧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部科学省就一直在推进国立大学法人的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其结果，虽然研究生人数在21世纪00年代初急剧增加，但自2010年以来这一数字陷入停滞，尤其是博士课程，甚至呈现出减少趋势。
现代的研究生（Graduate School）制度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19世纪后期以德国研究型大学为模型开始的。研究生制度是作为高度专业化教育课程开始的，将毕业于过往以博雅教育为主的机构、即大学的学生作为对象，并将基于各自独立的研究项目授予学位作为必要条件。据说，20世纪以来，这种研究生制度迅速普及至美国各地，获得学位的人才作为名副其实的best and brightest的精英，不仅在学术界，也在政治界、地方政府、工商界、大众传媒、教育界、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等领域，为20世纪美国的发展发挥了指导作用。然而在我国，至少到近年为止，学位拥有者仍未如美国般活跃于社会的广泛领域。例如，经济产业省的资料显示，美国的学位拥有者在企业经营者和CEO中的占比接近70%，而在我国，这一数字还不到20%。在各发达国家中，我国的研究生入学人数及学位获得者人数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想必是因为面向学位获得者的社会职业道路尚未完全成型。虽然这被认为是大学与社会双方共同造成的，但最近，针对这种情况，已有新的动向迅速出现了。
首先是大学，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研究生院一直具有较强的学术志向，尤其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道路，主要的定位是大学教师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欧美，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若博士学位获得者立志成为独立研究者，一般会在经历数年博士后研究员、即所谓的博士后（博士研究员）的培训期后，应聘学术界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博士后阶段也是获得成为独立研究者所需实践能力的重要过程，按惯例，其聘用经费是作为研究人员的薪资支出的。但在我国，博士后聘用经费作为公共研究资金一事一直得不到批准，因此，这种制度也不曾扎根。其结果，尽管研究生开展的学位研究构成了我国大学研究能力的核心，但获得学位后成为独立研究者的职业道路往往一直处于既不透明又不稳定的状态。然而，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公共研究资金终于开始批准博士后聘用经费了，相关职位也在不断增加。本校也计划以“国际卓越研究大学”为目标，准备面向博士后及各类年轻研究人员的职位，并明确制定博士学位获得者向独立研究者转型的职业道路规划。
另一项重大变化是社会对于学位获得者的态度。我国曾凭借被誉为“东洋奇迹”的战后复兴与发展令世界震惊，但在20世纪末以来飞速的技术革新与全球化发展中，增长速度骤然放缓。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理想状态”已成为政府和民间各界前所未有关注的焦点。想来这无非是因为在现今闭塞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作为学问知识与国际化象征的大学的期待非常之高。尤其是在以文部科学省于2024年发布的《博士人材活跃计划～积极获取博士学位～》、以及由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代表构成的“博士人才相关产学协议会”最近公布的《如何实现博士人才一展所长的社会～应追求的愿景与具体举措》为代表的建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其中一大期待可能就在于具备丰富学识的学位获得者能在社会上大展身手。换言之，有种势头正在急速高涨，即应以包括政府和产业界等在内的全国之力，创造一个学位获得者能在社会多样而又广泛的领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通过研究生课程掌握的能力并尽情表现的环境。因此，为了满足随着社会的高度化和多样化、以及全球化的发展等而日益高涨的人才培养需求，本校也在研究生教育支援机构下开设了研究生通识教育课程，且已有众多研究生选修该课程。
此外，近年来，尤其是受美国创业型企业蓬勃发展的影响，我国也迅速兴起了旨在将大学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社会的大学衍生初创企业活动。本校也持续完善在各个层面支持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开展此类活动的体制。其结果，本校已诞生了400多家大学衍生初创企业。其中还包括许多强烈地意识到要为解决能源、环境、粮食、健康等社会所面临课题做贡献的所谓的影响力初创企业（impact startup）。创业一般指创办新公司，尤其是大学衍生初创企业，以通过自身研究成果“为社会带来变革”的强烈意愿为基础。想来那与我们研究人员一直以来重视的开拓精神也是相通的。我认为，初创企业多样而又富于独创性的尝试潜藏着无限的可能，即使各个项目规模不大，最终也能在相互结合后形成超越预期的创新，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博士学位称作“PhD”。PhD是拉丁语Philosophiae Doctor的缩写，原指4个传统专业中除神学、法学、医学等实用科学外的哲学专业的学位。最终，不论领域如何，只要是有助于发现真理的学术，所有领域的博士学位都能用PhD来表示了。据说，在先前提及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的传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博士就是“千变万化的学位”（the protean PhD）。正是在这种巨大变化的当代，人们才更愿意看到不仅学习“作为知识的科学”、更是学习“做科学思考”胜过一切、且不断进行理性学习的同学们这样的人才在社会的各种领域中千变万化地大显身手。在人均学位拥有者人数最多的英国的研究生院，最重视的是让学生在学位研究过程中掌握有助于发现和解决课题的普世技能。这些基本技能因不论对象课题如何变化都能应用而被称作可迁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被视为学位拥有者在现实社会中应对首次遇到的各种课题的重要能力。可以说，在我国的大学和社会终于开始逐步完善学位拥有者能充分发挥才能的环境的今天，你们作为学位拥有者，会在社会的哪个地方发挥怎样的作用，正在成为整个社会都非常关心的事情。
数年前，我曾作为一宗涉及医学知识产权的国际审判的证人在美国法庭上出庭并宣誓作证。当时，美国负责该案件的律师们对生命科学有着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理解力，令我大为震惊。当我试着询问法律专家为什么对生命科学知之甚详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大学学习生命科学并在研究生院获得了学位，而且其中一人甚至还做过博士研究员，然后重新进入法学院学习法律，并成为科学专业的律师。他们那“人生漫长，向我们这样中途对职业生涯做出重大改变的情况在美国一点都不新鲜”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由衷地期待同学们能在新的世界里充分发挥一直以来培养的学习能力，在广阔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展拳脚，并以此作为我的祝词。
最后，再次表示衷心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