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京都大学授予硕士学位的95名同学、授予硕士（专业课程）学位的5名同学、授予博士学位的209名同学，由衷祝贺大家。
获得学位的同学当中包含了160名留学生。累计的话，京都大学已经授予的硕士学位为97,391人、硕士学位（专业课程）为3,030人、法务博士学位（专业课程）为3,195人、博士学位为50,543人。我和教职员工们一道，由衷祝贺大家获得学位。
那么从今天开始，大家就成为了京都大学的学位持有者。在1990年代初期，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泡沫经济崩溃并飞速进入经济低迷期，文部科学省的大学审议会提出了研究生院入学者倍增并推进了研究生院重点化。也就是将全国的国立大学的教育研究组织从以往的以本科为中心的组织转变为以研究生院为中心的组织，我想这是非常大胆的政策，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意愿，希望通过强化学术研究能力推动培养高度专业人才并再次恢复国际竞争力。
实际上当时我国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有多少呢？文部科学省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NISTEP）为国家制定科学技术政策方案提供了调查数据，让我们来看看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吧。在25年前的200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为127人，少于德国的约320人和英国的约200人，与法国和韩国基本处于相同水平。那么，23年后的2023年是什么情况？除了德国之外，英国和韩国均大幅超过300人，而令人震惊的是，我国微幅下降为124人。硕士学位获得者人数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国为主要大国中人数最少。我国每百万人口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人数仅为英国的约9%、德国及美国的约22%。与13年前相比，日本仅增加了1%，而其他国家增加了超过10%，尤其是英国增加了86%、中国甚至增加了180%。
我国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征，也就是学术占比。从2023年度来看，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的大半为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类领域的获得者仅约9.1%。与美国和德国的约20%，法国、英国和韩国的超过30%相比，这一数字明显较低，显示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与各发达国家相比人数尤为稀少。
在近30年来，尽管推进了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在发达国家当中为什么我国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并未增加？主流看法认为其原因包括，我国曾处于被称为“失去的30年”这一长期经济低迷期，以及研究生获取的奖学资金等生活保障极不充分等等。然而，最为重要的因素被认为是，从历史来看，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之后的职业生涯途径往往大幅倾向于在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等从事研究工作。例如，2026年的《科学技术指标》显示，博士学位获得者就业的约75%为大学及公共研究机构，民营企业仅为15%。也许这是因为依据我国的新学制，大学本身倾向于将研究生院教育视为在学术界培养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课程。然而，大学等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岗位名额非但没有增加甚至处于持续减少的趋势，并且民营领域中企业的中央研究所也在逐步缩减，或许是这种情况导致了未能提高学生对于升入博士课程的积极性。与之相对的，美国同时期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业情况是，大学等研究机构与民营企业几乎相同，均为约42%，与我国的情况显著不同。这反映出，在研究生院制度的发源地美国，从最初开始，博士学位获得者就是作为领导型精英广泛进军政界、公职、产业界、大众传媒、NPO等社会各领域大显身手的。
在这一背景下，最近我国逐渐出现了可以被称为第二个研究生院重点化的重要趋势。这就是，作为包括大学、政府和产业界在内的社会整体，推进各类举措增加研究生院入学者和学位获得者的人数。我国曾通过被称为“东方奇迹”的战后复兴与发展震惊世界，可20世纪末泡沫经济崩溃后，却在快速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浪潮中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的时代。在这一情况下，官民双方再次迅速燃起了对于接受过研究生院教育的高度专业人才的期待。这一期待也能从2024年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博士人才活跃计划～招聘博士吧～》，以及由国公私立大学与经团联代表组成的“博士人才相关产学协议会”于今年2月公布的《实现博士人才活跃的社会～理想愿景与具体举措》等倡议中也能看出。此外，文部科学省已开始大幅扩充给付型奖学金，产业界也设立了各类学位获得者优待制度和实习制度，正在推进完善博士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能力的环境。这些近来的动向无不显示了社会对于接受过最高教育的学位获得者寄予的厚望，展现了目前的大趋势，即包括政府和产业界在内举国创建完善环境，保障具备高度学识的学位获得者人才不拘泥于学术界、而是在社会的多元化广泛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在研究生院掌握的能力并大显身手。
前不久为止，人们还在热议全球进入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时代，对于计算机编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美国也在大学和职业学校推进培养了大量程序员。然而，最近美国的CNN新闻却报道称，这些已毕业的数万名程序员正在发愁找不到工作。原因不用说就是生成式AI的迅速普及。据称近年来的AI已经能够瞬间自动编写先进复杂的程序，几乎不需要人工手动编程了。确实，当今已经是AI的时代，其普及会导致哪种职业消失、哪种职业留存已经引发热议。在该CNN新闻的采访中，资深软件工程师如是说道，“AI并不会取代作为工程师的你。而是运用AI的工程师取代作为工程师的你。‘AI will not replace you as an engineer. An engineer with AI will replace you as an engineer.’”
今天，大家都在广泛讨论AI究竟会让哪些事物发展到何种程度，然而我想重要的是，讨论AI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与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且，其决定因素并非AI，而是我们这些运用AI的人类。
据说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的传记中写道，博士学位的PhD（Doctor of Philosophy）是指“灵活多变的学位”（the protean PhD）。我想，正因为处于AI的发展等难以预见未来、变化纷繁莫测的时代，大家这样具备了高度的知识和技术并通过践行“科学”不断涵养修炼理性的人才更被寄予厚望，期待大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临机应变，灵活多变地大显身手。
在研究生院的研究中，想必各位同学除了明示的成文化知识和信息，还亲身获取了远超于此的海量信息。这些隐含的信息或许会长期保留在潜意识中，培养大家的感性与思考，并通过意想不到的形式浮现。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将其称为“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并概括为“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能表达的）”。主要大国中学位持有者比例较高的英国的研究生院十分重视学生在研究活动中掌握有助于发现并解决课题的通用技能。这些基本技能即使对象课题发生变化也能够应用，因此被称为可转移技能，被视为学位持有者在现实社会应对多元化新课题的重要能力。
这一看法并非是现在才出现的。明治维新的前一年即1867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就任演说《密尔论大学（Mill on University）（J.S.Mill著，竹内一诚 译，岩波文库，2011年）》中阐述的大学教育理念也是与之相通的。“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知性并非单纯了解一项事物，还包括了将关于一项或数项事物的详细知识与关于多项事物的普通知识相结合。”
也就是说，学位持有者不应单纯掌握“知识”，而是应当成为具备“知识哲学”的知识精英。
此外，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其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2020）》中，针对知识精英如此说道，“我们作为人最为充实的是为公共利益（common good）做贡献并通过该贡献获得同胞认可时、是被人们所需要”。由衷期待大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任的知识精英，通过能够获取社会的坚定认可与尊敬的活跃，进一步提高我国学位人才的社会评价，我的祝贺致辞就是这些。
由衷祝贺大家今天获得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