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今天，恭喜進入京都大學就讀碩士班的63名同學、博士班的105名同學、專業碩士學位班的6名同學，我與全體教職員誠摯歡迎大家，並對一直以來支持著你們的家人與相關人士表達衷心祝賀。
今日，諸位為了進一步探究學問，往各自的學術領域踏出了新的一步。京都大學裡設置有多個學術領域的大學及研究所，有10個學系、18個研究科、13個附設研究單位、17個教育研究設施要支持大家的學習。碩士班透過上課、實習以及田野調查，要求在大學所培養的基礎知識、專業知識的基礎上，學會更高階的知識以及技術，磨練作為一個研究人員的能力。博士班則以撰寫論文為主，為此，收集並分析數據，與已發表的研究進行比較討論等變得不可或缺。此外，為解答當代社會的課題，目標學習實踐性知識及技術的5個博士班教育領導學程、2個卓越研究所學程也都已經上路。
2020學年度的研究所秋季入學典禮受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響，尤其是在來自外國的新生無法隨意入境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線上直播的方式。我很遺憾無法向此處境下的入學新生們面對面表達祝賀之意，但今天仍希望透過網路影片，送上我的賀詞。
今天起，同學們將在各式各樣的學術領域，透過京都大學的研究所碩士課程、博士課程及專業碩士學位課程，跨出全新研究生活的第一步。首先，我想先簡單介紹本校的歷史。京都大學創校於1897年，是日本第二所帝國大學。在19世紀以前的歐洲，大學是專門培養神職人員、法學家、醫生等專業人士的機構，明治維新後日本創設帝國大學的目的，也是要在現代化政策下，教育培養各領域的實務專家。
但是，始於19世紀下半葉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導致科學與技術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急速擴大。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愈來愈傾向認為，應將原本委託民間學術機構進行的研究納入大學的功能中。尤其是在新興的德國，誕生了所謂的洪堡理念，即以柏林大學為中心，思考研究與教學合一，透過研究進行教育的方式。那是主張獨立於國家的「學術自由」，研究人員與學生在自主研究下，追求真理與知識的大學理念。
在這種大學結構轉型中，作為日本第二所帝國大學創校的京都大學，最先採納了此德國式研究型大學模式。剛好在相同時期，在美國，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及芝加哥大學作為以研究為主的大學成立。從那時至今，京都大學在「自由的學風」下，一直以「透過研究施予教育」為理念，可以說，本校作為日本第一所研究型大學正式啟航。
話說回來，研究原本是出於個人的好奇心以及對未知的探究心，但是，隨著科學及相關應用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大、科學與技術被視為整合後的科學技術，其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也快速擴大且變得多樣。
各位同學最近想必經常聽到「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這些語詞。近來，政府對於研究的金援，也經常就「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分配比例進行討論。兩者的劃分最早是在1945年，當時指導美國科學政策的總統科學顧問凡納爾・布希（Vannevar Bush），在寫給哈利·杜魯門總統的報告書，《科學：永無止境的知識疆界》（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中首次提到。他在報告書中明確指出，應將科學分為專注於研究的基礎科學，與產品開發方面的應用科學，表示大學是專注於基礎研究的機構，應該挹注政府資金，而不應對從事應用研究的企業投入政府資金。
從近來日本產學合作的論點來看或許讓人有些意外，但是這個概念其實也強烈反映在冷戰時期美國的科學技術政策中，並被認為是戰後美國在質與量方面帶動全球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基礎。當然，將科學如此簡單地二分為基礎與應用，在今天是不太實際的，基於純粹的探究心所結出的基礎研究成果，立即發展成為劃時代應用研究的例子並不罕見。我本身也曾在免疫研究的前綫，有過類似的經驗。期待今後各位同學不被拘泥於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或者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類的狹隘領域，能夠從自由且多面的角度展開研究。
我還想就科學或科學家與社會的關係再談一下。現代社會顧名思義正面臨地球規模的困難且緊迫的各種問題，全球氣候變遷、環境破壞、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核反應爐的處理、傳染病的全球性傳播等被認爲已隨著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快速全球化，愈來愈明顯。
已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也是其中之一。去年底爆發於中國某座城市的新冠病毒瞬間擴散到世界各地，已導致全球3000萬人以上感染，死亡人數也超過了100萬人。從爆發之初開始，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根據各種專業，對診斷方法、治療方法、疫苗開發、臨床研究等展開研究，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迅速累積了有關這個傳染病的大量科學事實。這些研究成果毫無疑問將對戰勝此大流行帶來巨大貢獻。
但是，這些科學成果能否立即為制訂大流行因應對策提供快速的統一方針呢，那就並不樂觀。雖然這個傳染病一視同仁地侵襲著世界各地的人們，但是各地的因應方式卻因地區的歷史、文化、宗教、經濟體制以及生活型態等大相逕庭。即使是依據科學數據所建立的防疫對策模式，其能否發揮效能，也取決於社會體制和人們的意識。在這一點上，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學術知識必須發揮作用。
即便今後科學成果有更進一步的巨大發展，這種情況恐怕也不會改變。1990年代，牛津大學的科學哲學家傑羅姆·拉維茨（Jerome Ravetz）指出存在「可基於科學提出疑問，但是還無法基於科學做出解答的領域」，並稱其為「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這裡的常態科學是指目前我們所認為的普通科學，在這個原因―結果明確的領域中，科學及技術在人類生活與社會活動中的決策起著直接作用，而後常態科學領域是一個現象極其複雜與充滿不確定性，且決策時涉及諸多利弊（Stakes）的領域。拉維茲說，運用基於大數據與超高速運算的AI都未必能解決這種不確定性。正因此，他才會將後常態科學稱為「安全、健康、環境、倫理的科學（The sciences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plus ethics）」。
我認為，此次的全球大流行正是屬於後常態科學的領域，現在正是思考，面對極端複雜且重要的社會課題要做出決策時，包括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在內的整體科學到底能參與到何種程度，且應以何種形式參與的重要機會。
雖然話題有點嚴肅，但如我一開始所說，研究單純是出於個人的好奇心與對未知的探究心，因此，原本是件開心的事情。我本身就在研究的世界裡浸淫了40多年，一直盡情享受著研究的樂趣。而另一方面，諸位即將在一個必須思考科學能夠以何種程度以及以何種形式參與重要社會決策的新時代裡，展開研究生活。我衷心盼望大家能夠記得這些事情，並祝福各位同學未來在京都大學都能盡情享受研究生活的每一天。
再次祝賀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