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長 湊 長博
今天，恭喜進入京都大學研究所攻讀碩士課程的2,383名同學，攻讀專業學位課程的313名同學，以及攻讀博士課程的955名同學。我謹代表列席的理事、相關部門主管等京都大學全體教職員，向大家致上由衷的祝賀之意。此外，也衷心恭喜過去一直支持各位的家人和相關人士。
從今天起，各位為了進一步鑽研學問，將攻讀京都大學研究所的碩博士課程，踏上嶄新旅程。京都大學設有多元學術領域院所，除了18所學科研究所，還有30多所附屬研究所、研究中心支援各位深造。此外，為了解決現代社會課題，還提供有助於學習實用知識、技術的5項領導研究所課程，以及3項卓越研究所課程。
那麼，各位即將攻讀的研究所定義為何。19世紀後半，作為「授予學位的教育課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建了研究所：此一高度專業教育課程的對象是畢業於4年制大學，具備學士資格的研究生，學位賦予要件則是要求學生必須主動完成獨特研究計畫。據說也因為設有當時而言空前的獎學金制度，吸引頂級優秀學子爭相報名就讀，入學名額競爭激烈。進入20世紀後，研究所系統在全美迅速普及，完成學業取得學位的人數也急速增加。作為best and brightest菁英份子，除了學術界外，這群學位持有者也活躍於政界、官僚體系及地方自治團體、產業界、大眾傳媒、教育界、NGO、智庫等社會各領域，發揮領導力，稱得上主導了美國的蓬勃發展。
相較之下，雖然二戰後日本4年制大學的升學率踏實攀升，已經超過50％，但研究所升學率卻持續低迷。公益社團法人科學技術國際交流中心的報告（教育與科學技術創新現況）顯示， 2020年度日本人口每千人的研究所升學人數僅0.95人，遠低於法國的5.44人，英國的5.33人，德國的3.88人及美國的2.15人等，在OECD加盟國家中敬陪末座，博士課程也有相同傾向。即使考量人口少子高齡化影響，放眼全球，日本的研究所升學率明顯偏低，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也直接反映在日本整體學位持有人數非常稀少此一事實上。全球已經進入技術革新及全球化急速發展的時代，學位持有人數停滯甚或減少，對日本將來的社會經濟成長及國際競爭力而言，可說是相當令人憂心。
因此最近除了大學以外，包含政府、產業界在內的社會整體無不推動各種對策，力圖增加研究所升學人數。本校透過研究所教育支援機構，除了提供獎學金等生活支援外，也因應多元社會需求，提供多元教育課程、各類實習機會，以利取得可轉移技能。此外，最近文部科學省開始大幅擴充贈予型獎學金，產業界也創設各種學位持有者優待制度，以充實大環境讓相關人才能充分活躍。以上提到的最近動向在在都顯示出社會對這群受過高度教育的學位持有者非常期待，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各位即將開始研究所的教育研究生活，目標則是取得學位。
大學的學術、科學研究能以何種型態對社會有所貢獻，固然是重要的問題，但我認為貢獻型態隨學術領域不同，十分多元。各位應該經常聽到「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這二個詞，相關用語在二戰後不久的美國首次受到矚目。人們開始討論作為公共政策，應該由誰負擔必要的學術、科技研究資金。曾擔任美國總統科學顧問的凡納爾・布希（Vannevar Bush）在1945年提出下列原則，表示公共部門研究資金應該用來進行對純粹科學發展有益之研究，也就是所謂的基礎研究，而非用來進行企業等以開發商品為目的之應用研究。
時至今日，基礎研究一般指的是研究人員基於本身興趣、探究精神自發進行的研究，常常用來對比為達成特定成果的開發研究，或是以人類治療、預防為目的之臨床研究等。但在現代高度發達的科技世界中，想根據機能區分學術研究並非易事，也不見得有意義。
加州大學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在著作『槍砲、病菌與鋼鐵』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描述。
「實際的發明大多是人類好奇心的產物，並不是為了製作特定物品而誕生。如何應用發明的創意則會在發明誕生後應運而生。・・・換句話說，大部分情形下，並非『必要為發明之母』，而是『發明為必要之母』。」
例如汽車這個看來用途非常明確的發明，其實到實用為止耗費了漫長時間。1866年，尼古拉斯・奧托 (Nikolaus August Otto)發明了內燃機，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改良內燃機做出摩托車，1896年才出現能運輸物品的卡車。換句話說，「發明帶動必要誕生」為止花了長達30年。
近年來備受矚目的人工智慧（AI）技術進展實際上能催生出什麼樣的真正社會價值等，應該是今後的課題。我認為從科學突破到帶動有用的社會價值誕生，絕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往往是由眾多研究人員名符其實地持續進行創造性研究累積下來的成果。
反而言之，我認為對研究人員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確保研究主體性。人們常說日本人的同步性很高，但在學術研究領域，同步性絕對不是美德。荷蘭歷史學家魯特格爾・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他的著作『人類希望的歷史』（原著名『Humankind:A Hopeful History』）中，曾經介紹過一個有趣的小插曲。
美國知名的杜克大學行動經濟學教授在課堂上對學生胡亂說明乍聽之下專業且有意義的定義，教授提到的「辯證法無解說」、「新非建構理性主義」等用語、說明都是電腦隨機生成且毫無意義的詞彙。但據說學生們都認真聆聽內容荒唐的講課，沒有一個人發笑，也沒有人表現出完全聽不懂的態度。這個現象在社會心理學領域稱爲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因為朋友們熱心聆聽，讓其他學生誤以為無法理解的自己才有問題。像這個實驗一樣的同步性或許有害程度不高，但一旦發生在政治、經濟領域，很可能導致悲慘的結果。
布雷格曼提到，「信賴往往誕生在某人刻意與潮流反向而行的瞬間」，學術研究領域也是這樣，突破似乎往往起因於懷疑廣為眾人接納的想法、概念。我認為說不定對主體研究而言，必要的是抱持著某些狀況下刻意逆流而行也要「懷疑的意志」（will to doubt）。京都大學的學術研究傳統長年來重視獨創性、開拓精神，而這一切的基礎應該就是「懷疑的意志」。
不論什麼領域，學術研究原本就是從個人好奇心及探究未知起步，對當事人而言非常有趣且具備挑戰性。這個樂趣本身正是學術研究的原動力，不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我自己在學術研究領域鑽研將近半世紀，曾經感到非常苦惱、痛苦，現在回顧當時，則可以說這些經歷也是樂趣之一。
最後，衷心祝福各位今後能在京都大學研究所課程中徹底享受研究生活的樂趣，以上是我的賀辭。
再次恭喜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