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長 湊 長博
今天獲京都大學授予碩士學位的95位同學，獲授予專業碩士學位的5位同學，以及獲授予博士學位的209位同學，首先向各位致上恭賀之意。
獲授予學位的各位同學中，包含160位留學生。累計至今，京都大學已經授予了97,391位同學碩士學位， 3,030位同學專業碩士學位， 3,195位同學專業法務博士學位，以及50,543位同學博士學位。本人及所有教職員，衷心祝賀各位順利取得學位。
從今天起，各位將成為京都大學學位持有者。90年代初期，日本從80年代中期起持續的所謂泡沫經濟破滅，景氣急速低迷，文部科學省的大學審議會建議將研究所入學者人數加倍，推動研究所重點化。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政策，針對日本全國國立大學的教育研究組織，從過去以學系為中心，轉換為以研究所為中心。也凸顯出日本政府的強烈意願，希望透過強化學術研究力加速培育高度專業人才，進而恢復日本的國際競爭力。
那麼，當時實際上日本有多少人取得博士學位呢？讓我們來看看為政府科學技術政策立案提供相關調查資料的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學術政策研究所（NISTEP）「科學技術指標2026」。25年前的2000年，日本人口每100萬人的博士學位持有者人數是127名，不及德國的約320名、英國的約200名，與法國、韓國不相上下。那麼，23年後的2023年是什麼情況？除了德國以外，英國、韓國的相關人數都遠超過300名，然而令人吃驚的是，日本相關人數為124名，原地踏步。碩士學位持有者人數部分，日本也同樣在主要國家中敬陪末座。日本人口每100萬人的碩士學位持有者占比，只有英國的約9％，德國及美國的約22％。相較於13年前，日本相關人數占比只增加了1%，其他國家的增加幅度超過10％，尤其是英國增加86％，中國增加180％，成長幅度驚人。
日本的博士學位持有者人數還有一個明顯特徵，也就是學術領域分布的平均程度。以2023年度為例，日本博士學位持有者大部分出身自然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類領域的相關人數僅約9.1％，明顯低於美國、德國的約20％，法國、英國、韓國的30％以上。不難看出，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類領域博士學位持有者遠少於其他先進國家。
近30年來，儘管推動國立大學的研究所重點化政策，為何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日本的博士學位持有者人數卻原地踏步呢？可能的原因不一而足，包括過程中日本經濟景氣長期低迷，又名「失去的30年」，研究生獎學金等生活支援相當不足等。然而回顧過往，一般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的博士學位持有者職涯規劃幾乎都是進入大學、公家研究機關擔任研究人員。例如2026年的「科學技術指標」顯示，約75%的博士學位持有者進入大學、公家研究機關服務，任職民間企業僅有15％。這或許是因為日本新學制下，大學本身一直將研究所教育定位為學術界的教員、研究人員培養課程。然而大學等機構的教員、研究人員職缺持續呈現減少傾向，再加上民間企業的中央研究所也逐步縮減，導致學生的博士課程研讀意願無法提升。反觀同時期的美國博士學位持有者職涯規劃，則是進入大學等研究機關及民間企業的人數幾乎相同，二者都約42％，明顯與日本不同。這也反映出作為研究所制度發祥地，美國的博士學位持有者從初期就作為具指導力的菁英，進入政治界、政府部門、産業界、大眾傳媒、NPO等廣泛社會領域活躍。
在上述大環境下，日本最近出現可稱為第二波研究所重點化的趨勢。除了大學之外，包含政府部門、産業界在內的社會整體致力推動各種對策，力圖增加研究生及學位持有者人數。過去，日本實現了號稱「東洋奇跡」的二戰後復興、經濟發展，讓全球跌破眼鏡。然而20世紀末泡沫經濟破滅後，面對急速技術革新、全球化，日本陷入漫長的經濟景氣低迷時期。上述種種因素，讓政府、民間對接受過研究所教育的高度專業人才期待程度急速提升。相關事實從以下代表性建言中也不難看出，包括2024年文部科學省發布的「博士人才活躍方案～推薦取得博士學位～」，以及「博士人才相關產學協議會」今年2月發布的「為建構博士人才能活躍的社會～理想願景及具體對策」。順道一提，「博士人才相關產學協議會」由國公私立大學、經團連代表人士組成。此外，文部科學省也著手大幅擴充給付型獎學金，產業界則是充實大環境，創設各類學位持有者優惠制度、實習生制度，讓博士人才得以充分活躍。最近的以上動向在在都顯示出社會大眾對接受頂尖高度教育的學位持有人非常期待。面對以上趨勢，現階段包含政府部門、產業界在內，日本全國上下都應該致力營造大環境，讓具備高度學識的學位持有者不要只侷限在學術領域，而是能活躍在多元、廣泛的社會領域中，將自己在研究所的所學發揮至極限。
近來，全球號稱進入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時代，電腦程式人才需求急速攀升，美國也透過研究所、專校致力培養大量程式設計師。然而最近的美國CNN報導指出，上述大環境下畢業的數萬名程式設計師就業時，面對僧多粥少的困境。原因不言可喻，正是因為生成式AI急速普及。近年來， AI能自動、迅速完成高度且複雜的程式設計，人工程式設計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存在。的確，今天我們身處於AI時代，會因為AI普及消失的職業，以及能存活下來的職業動輒成為話題焦點。以上CNN報導的訪談中，一位資深軟體工程師表示， AI無法取代作為工程師的你，應該說能靈活運用 AI的工程師才是會取代你的存在。“AI will not replace you as an engineer. An engineer with AI will replace you as an engineer.”」
今天，人們經常談論應用AI的可能性。我個人認為重要的是，必須思考AI能作出多少對人類、社會而言有意義的貢獻。而作決定的不是AI，而是運用AI的我們人類。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第一所研究型大學，該校的第一任校長丹尼爾・科伊特・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傳記中，曾將博士學位PhD（Doctor of Philosophy）描述為「變化多端的學位」（the protean PhD）。各位除了高度知識、技術外，也透過落實「科學研究方法論」重複進行理性思考訓練。現階段面對AI進化等，時代前景難以預測，變化多端。我個人認為也正因為如此，社會大眾期待像各位這樣的人才能因應不同狀況彈性變化，活躍在不同領域。
在研究所的研究中，除了明確言語化的知識、資訊外，各位應該透過親身體驗獲得了更多不同資訊。這些非明示的資訊會長期留在意識底層，培育各位的感性、思考，說不定還會在出乎意料的狀態下浮上檯面。麥可・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將其稱之為「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並提到「 我們懂的比我們能描述的多（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主要國家中，英國研究所的學位持有者比例高。英國研究所重視讓學生在研究活動中學習到有助於發現、解決課題的普遍技能。這些基本技能又名為可轉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即使對象課題不同也能應用。學位持有者在現實社會中遭遇多元、嶄新課題時，這些基本技能非常重要。
這樣的思維並非最近才出現。日本明治維新的前一年，也就是1867年，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他的聖安德魯斯大學名譽校長就任演講『密爾論大學（J.S.Mill著，竹内一誠 譯，岩波文庫，2011年）』中提到過大學教育理念，與以上思維也有相通之處。演講中表示「人類能取得的最高智慧並不是理解單一事物，而是能將針對單一或多種事物取得的詳細知識，結合多種事物的一般知識。」
換句話說，學位持有者應該是學習到「知識哲學」而非「單純知識」的智慧菁英。
哈佛大學的麥克・桑德爾（Michael Sandel）教授在他的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2020）』中，曾經如此提到智慧菁英。「我們作為人類，最感到充實的時候是對共同的善（common good）有所貢獻，並且因而獲得同胞市民認可，人們也感到需要我們時」。衷心期盼各位今後作為貨真價實的智慧菁英能更為活躍，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可、尊敬，進而帶動我國學位持有人才的社會評價提升。
最後，謹再次致上恭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