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任校长 凑 长博
京都大学即将颁发2,211个硕士学位、176个（专业）硕士学位、129个（专业）法务博士学位、以及473个博士学位，恭喜这些同学。
被授予学位的同学当中还有101名留学生。迄今为止获得京都大学硕士学位的累计人数是8万8156名，（专业）硕士学位是2,353名，（专业）法务博士学位是2,648名，博士学位是4万7209名。我与作为列席成员的理事、相关的部门领导、课程协调员及京都大学的所有教职员工都向学位获得者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过去长达2年多的新冠疫情之下，同学们不得不在研究室和实地的学术研究活动受到严格制约的情况下进行学位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然而，尽管情况极其困难，但同学们依然能将各自的研究进行到底，最终走到了今天，对此，我在深表敬意的同时致以由衷的祝贺。从今天起，同学们就是京都大学学位拥有者了。未来的日子里，同学们应该会继续在学术的世界里或崭新的现实社会里走上一条顾名思义的作为核心人才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学位的获得应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话说回来，同学们获得学位的今年、即2022年，对于京都大学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京都大学作为京都帝国大学，根据敕令创建于1897年6月。今年正好是建校125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本校的历史。在明治维新18年后的1886年，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在东京成立，曾被称作“帝国大学”。它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建立现代国家所需的官员和技术人员等人才。然而，在不久之后快速引进西欧学术文化且日本也应独立发展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势头高涨的情况下，明治30年、即1897年在此地设立了第二所帝国大学、即京都帝国大学。与此同时，原帝国大学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作为“最后的元老”为日本现代化事业鞠躬尽瘁的西园寺公望被认为极大地参与了京都帝国大学的设立工作。公望是一位从年轻时起就长期在法国接受教育的国际派文化人，据说他曾认为“应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京都之地建立一所大学，作为真正探求真理并研究学术的自由而又新颖的学府”。
说回研究生院，我国于1887年第一次颁布《学位令》，它随着京都帝国大学的设立而进行了修订，并于1899年制定了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章程。然而，据说当时还没有完善正规的研究生院课程，学位也是以校长推荐和论文博士为主，学位授予数为每年10个左右。在《京都大学百年史》中，重新记录了1900年从东京帝大毕业后进入京都帝大研究生院的学生的回忆录。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出生于大阪，（中略）因为看书方便这个理由，所以就去了京都大学的研究生院。田边先生是我的导师，只需要每隔一个月到校1天，每半年报告一次研究成果”。
这位田边先生就是被称作“日本近代土木工程学之父”的田边朔郎。他22岁毕业于工部大学校、即后来的东京帝大工学部土木工学科，他的毕业论文《琵琶湖水路工程规划》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评价，例如荣获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最高奖——特尔福德奖等，毕业之后立即受京都府知事北垣国道的委托，指挥监督实际施工，并在29岁时完成了如今的琵琶湖水路。想必同学们在校期间也会在本会场附近散步，看到过这条航道和蹴上发电站等。曾去过美国考察的田边参与过许许多多的国家项目，包括建设日本第一座水力发电站——蹴上发电站等，并在年仅39岁成为了京都帝大教授，还在16年后成为了该校工科大学校长。
1911年，也就是田边成为京都帝大工科大学校长的五年前，时年35岁的野口英世被京都帝国大学授予了医学博士学位。同年的政府公报上记载了“文部大臣将接受京都帝国大学病理学教室的推荐，向福岛县平民野口英世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要旨，如其所述，当时的学位颁发者是文部大臣。他的学位论文是关于蛇毒免疫学特性的研究，非常出色，现在由本校医学部资料室慎重保管。
像现在这种“授予学位的教育课程——研究生学制”最早是由19世纪后期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设立的。据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院还曾提供就当时来说非常高的奖学金，相当于每年学费的好几倍，吸引了从世界各国精选出来的优秀学生。这种制度不久之后就普及至以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首的美国各地，每年美国都会诞生数以万计的学位获得者，在政府机关和民营企业中担任要职。像这样，美国的学位意味着会获得非常高的社会价值和尊重。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一直对全球的学术和研究起主导作用，其背后就存在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生从事着最前沿的科学研究的事实。在我国，美国式研究生学制是随着1953年在国立大学中设置新学制研究生院而设立的，藉此变成了由大学自己负责审查并颁发学位的美国式制度。
从现在开始，同学们将作为京都大学学位拥有者，启程奔赴新的任地，而我认为，人们改变并飞跃进步的最大契机之一就是新环境下的与人邂逅。毕业于本校工学研究科并荣获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野依良治先生常说，“在世界上做出过重大成就的人平均会更换4次研究室”。虽然我只换过3次，还达不到他们的水平，但我大学毕业后也曾在纽约度过20多岁的时光，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些个性非常强烈的人，对我之后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带来了重大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戈登·H·佐藤（Gordon H.Sato）。他于1927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是既是渔夫又是园丁的日本移民的孩子，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内华达山脉地区的日裔集中营、即所谓的曼扎拿集中营的恶劣处境下度过了高中生活，但他在战后进入了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教授的研究室并获得了学位。德尔布吕克后来与萨尔瓦多·卢瑞亚（Salvador Luria）等一起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他已经发表了一篇关于利用噬菌体的基因突变的著名论文，正在开拓“分子生物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戈登后来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生物学教授，受德尔布吕克和卢瑞亚开创的细菌遗传学新技术的启发，开始了“如细菌般在试管内利用全人工培养基培养动物细胞”的极其大胆的研究项目。在该研究过程中，他取得了包括发现细胞生存和生长所需因子等巨大成果，最终打开了“细胞生物学”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大门。
1979年夏天，当时在纽约的我曾有幸在戈登的圣地亚哥家中逗留了数日。我至今仍记得，戈登私底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到晚上，他就会来到阳台上，一手拿着啤酒呆呆地眺望远方。离开大学后，戈登以最小范围内的细胞必需营养元素的研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基于食物链循环的在水产养殖系统，即在受污染的盐水中培育耐盐的藻类和小虾，再在其中养殖大型鱼类。最终，他真的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厄立特里亚的荒芜的沙漠地带种植了红树林，并在那里实现了新的食物链生产系统。这就是著名的曼扎拿项目，他凭借该项目在2005年荣获了全球环境国际奖——蓝色星球奖。这个大项目的背后必定有他度过了少年时代的曼扎拿集中营里的苦难经历，现在想来，我曾看到的夏夜里的戈登应该已经想到因粮食短缺而烦恼的荒芜的非洲沙漠了吧。1988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代表国家正式向战争期间被强行收容的日裔美国人道了歉，而在总统令签署整整80年后的今年2月19日，拜登总统再次发表了道歉声明，其中还用日语“Nido to Nai Yoni”表示将努力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虽然戈登已于2017年去世，但他勇于开创新科学、以期为社会做贡献的挑战精神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我想再次强烈地建议大家，尽可能在年轻时出国并体验一段时间的海外生活。我再次重申，学位的获得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由衷地期待同学们能在新的世界里充分发挥一直以来培养的学习能力，恣意潇洒地大展拳脚，我也愿意为此成为大家的助力，并以此作为我的祝词。
最后，再次表示衷心的祝贺。